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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吴梦真）近日，北京东城，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在家晕倒昏迷，其朋友多次联系未果后，果断报警求助。东城公安分局民警及时破门，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民警告诉记者，几天前的早上7点，东城公安分局安外大街派出所接到史女士报警，称自己的朋友牟先生联系不上了。“今天怎么也找不到人，我担心他出事，麻烦你们去看看。”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找到史女士了解情况。原来牟先生有高血压和脑梗病史，两人在前一天下午3点最后一次联系爱体育app官方下载入口手机版，之后牟先生的手机始终无法接通。史女士担心他因为身体疾病有危险，于是报警求助。民警冲进室内发现，牟先生躺在床上已经失去意识、处于昏迷状态。图源：东城警方安外大街派出所值班所长白航、民警李可平，根据史女士提供的地址上门查看。两人多次敲门屋内无人应答，随即将情况上报指挥室，对牟先生的家属信息进行查询、联络，但其女儿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考虑到牟先生有较为严重基础病史，为了他的生命安全，白航立即联系开锁公司进行开锁，同时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到场配合工作。开锁后，民警冲进室内查看，发现在室内靠近阳台的一张小床上，牟先生已失去意识、处于昏迷状态。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经医生现场抢救，初步诊断是因脑出血导致昏迷，需要把人送往医院救治。牟先生家位于老式居民楼4楼，道路狭窄，救护车只能在路口等待。民警来不及多想，迅速和医护人员把牟先生抬上担架固定好，随后抬下楼送上救护车。民警和医护人员将牟先生抬上担架，送往医院。图源：东城警方与此同时，东城公安分局相关部门同步工作。经多方协调，最终在大兴公安分局林校路派出所的协助下，在辖区找到牟先生女儿，及时赶往医院。就医后，确诊牟先生为脑梗。医生表示，幸亏救助及时，争取了宝贵时间。听到牟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时，为救人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民警们也终于放了心。编辑甘浩校对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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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除了希望判决余华英死刑外，还提出了920万元的民事赔偿，“920万只是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人贩子根本就给不了，但该提的还是要提。可能她连3万块钱也给不了我们，但数字一定要提高，这是对其他人贩子的一个震慑”。那么，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关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和金额一般是如何确定的？

一是实际损失。民事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针对被拐卖儿童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针对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侵权赔偿。具体到余华英案，就被害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而言，其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受害儿童的人身损害赔偿，受害家庭因被拐卖而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寻找孩子的费用、被拐儿童寻找亲生父母的实际支出费用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严重精神损害该如何定性？其与赔偿金额、范围的确定有什么关系？如果非严重精神损害，是否也可以获得民事赔偿，金额怎么确定？

在我看来，主张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即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观点，容易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标准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等同于严重精神损害，还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其次，从现实来看，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确实可能对被监护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然而，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可能因人而异，是由受害人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认定严重精神损害时，需要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赔偿金额的确定通常依赖于多种因素，包括被监护人的年龄、受害程度、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程度、犯罪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

强化司法保障。一方面严格司法审判，确保受害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对于符合赔偿条件的寻亲费用爱体育app官方下载入口手机版，应依法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加大执行力度，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分子的财产追缴力度，确保赔偿款项能够及时到位。与此同时，建立执行监督机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确保赔偿款项能够真正用于受害者的生活和康复。